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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_____唐诗鉴赏•边塞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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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1-29 11:10:28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第四节 盛唐气象
盛唐指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大致相当于公元八世纪上半叶。这时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社会充满自信,不仅是唐朝的高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盛唐涌现出以李白、杜甫、王维为代表的一大批诗人,他们共同开辟了一个气象恢宏的诗歌的黄金时代。
所谓“盛唐气象”,着眼于盛唐诗歌给人的总体印象,诗歌的时代风格、时代精神:博大、雄浑、深远、超逸;充沛的活力、创造的愉悦、崭新的体验;以及通过意象的运用、意境的呈现,性情和声色的结合,而形成的新的美感——这一切合起来就成为盛唐诗歌与其它时期的诗歌相区别的特色。盛唐诗人王湾有一首《次北固山下》,当时的宰相张说称赞不已,将颈联抄在官署的墙上,作为诗歌的楷模。(见殷璠《河岳英灵集》)这诗的中间两联正好可以用来形容那个时代:“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那三个形容词:平、阔、正,还有那高悬的风帆,从残夜中生成的海日,进入到旧年里的江春,都让人感受到盛唐时代的气息以及盛唐诗歌的风貌。再看以下这些盛唐诗人的歌唱:“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李白《庐山谣》)“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在这些诗句里洋溢着一股涵天盖地的雄浑之气,千载之下仍能令懦者勇、弱者壮。盛唐诗人并不是没有忧愁,李白就经常把愁字挂在嘴边,诸如“愁疾”、“愁颜”、“愁心”、“愁发”、“愁肠”,不一而足。但我们只要将李白和中唐的孟郊、李贺,晚唐的温庭筠、李商隐比一比,就可以感到李白愁得来有力、愁得来气派。正如他的名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显示的是强者之愁,在愁中有一股浩然奇气。杜甫也写愁,那是一片忧国忧民的伟大之愁、健康之愁:“忧端齐终南,鸿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集中地体现了盛唐气象的诗人,往往是富有魅力的人物。例如王维,那个时代培育出来的全才,便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佛教造诣很深,而且能将禅意融会到诗里。他是书法家,又是音乐家和画家,被后人推崇为文人画的始祖。他的画迹,据《宣和画谱》著录,仅宋朝宫廷里就有一百二十六件。王维九岁就会作诗属文,他的政治感遇诗、山水诗、边塞诗、赠别诗,都是第一流的。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李白的魅力更是无人可以匹敌,他以一种震慑的力量征服了当时的读者。他不甘心走一般士人的科举之路,要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声誉直取卿相。他常自比为大鹏,任意地遨游于天地之间。秘书监贺知章在长安初遇李白,诵其《蜀道难》,竟呼为“谪仙人”,解下身上的佩饰金龟换酒为乐。唐玄宗也降辇步迎,御手调羹以招待他。杜甫在赴长安应试的途中与离开长安东下漫游的李白相遇,竟然放弃考试,跟随李白漫游了许多地方,别后杜甫对他仍念念不忘,写了许多诗怀念他,称赞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还有一个叫魏万的人,为了一睹李白的风采,从嵩宋出发追踪李白几千里,终于在广陵见面,称赞李白的诗“鬼出神入”。盛唐诗人的魅力,既是属于他们个人的,又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只有辉煌的时代,才能为辉煌的人物提供形成魅力的条件。
盛唐气象作为盛唐时代精神的反映,也呈现在书法、绘画、音乐等其它艺术门类之中。张旭的草书狂放不羁,李颀在《赠张旭》中形容他写字时的神态:“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颜真卿的楷书在庄重严整之中透露出凛然而不可犯的气势。吴道子的绘画轰动长安,他在兴善寺绘画时,“立笔挥扫,势若风旋,人皆谓之神助。”(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吴道子在洛阳曾遇到书法家张旭和舞剑名手裴旻,裴请吴在天宫寺为他亡故的双亲作壁画,吴不受金而请裴舞剑以壮气。“舞毕,奋笔,俄顷而就。”张旭也在那里写了一壁字。洛阳人都说:“一日之中,获睹三绝。”(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当时还有专擅画马的曹霸、韩干、韦偃等。杜甫在《丹青引》中称赞曹霸的画“有神”;说他为玄宗的御马画像,“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董庭兰善弹胡笳,李颀描写他的音乐所产生的效果:“川为净其波,鸟亦罢其鸣。”(《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公孙大娘善舞剑器,当她舞蹈时,“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这些艺术家的出现,以及他们有若神助的艺术,同样呈现了盛唐气象。
一提到盛唐边塞诗与“盛唐气象”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容易举出像“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那样豪壮有力的诗句,或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那样雄浑壮阔的诗句,以为这就是“盛唐气象”的表现。实际上,“盛唐气象”有其主旋律,但主旋律是有着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的。就盛唐边塞诗来说,它在情调上既可表现为积极追求功名的英雄气概,但也不排斥儿女心肠的描写,不过这种儿女心肠的描写无损于英雄形象的塑造,相反能使其形象更丰满、更真实。王昌龄在《闺怨》诗中写到后方的女子“悔教夫婿觅封侯”,但那只是她“忽见“”杨柳”时的心情波动,并不代表她正常时候的情感;当她情绪逐渐平静下来后,相信她仍然会坚持自己当初的选择,还是盼望丈夫能博取功名封侯而归的。我们从她“不知愁”倒是能想象出,她也和盛唐的人们一样充满了对功名的渴望,可见边塞诗即使以闺怨的形式出现,也不减其英气。
盛唐边塞诗写景抒情的风格,无论是平中见奇,还是悲中见壮,始终洋溢着积极进取的精神,体现出“盛唐气象”。盛唐边塞诗既可表现为尽情地歌颂雄奇的边塞风光或欢呼战斗的胜利,也可表现为直面严峻现实的勇气与真诚。边塞风光有它奇异的一面,诗人们尽可像岑参那样以新奇浪漫的眼光为之高歌,面对风雪交加的情景,却能生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美丽想象,让人们在严寒的环境中唤起对春天温暖的回忆;但边塞的环境更有其恶劣荒凉的一面,诗人们也可像王之涣那样面对“春风不度玉门关”(《凉州词》)的荒寒时,既不怨杨柳,也无须责备春风,而以平常的心态来审视,不做悲欢之态。盛唐诗人甚至能满怀豪情地面对死亡。王翰《凉州词》甚至说“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些都写得风骨凛然。这首诗所表现的是盛唐人审美观的一种突破和盛唐人特有的精神风貌。盛唐边塞诗中的豪情并非故作旷达,更不是空洞的豪言壮语,而是在面对艰险甚至死亡的情况下,仍然能一笑置之而无所畏惧,这种真正的洒脱与旷达,只有盛唐边塞诗中才有。同样,西北边疆雄阔之中带有荒寒的美,也只有在盛唐才被人领略、被大量表现在诗中。这种笑对死亡的洒脱态度,这种对壮阔和荒寒的美的欣赏,归根结底是那个时代国力强盛、民族自信心增强而产生的。只有理解盛唐的人,才能理解盛唐的诗。
边塞诗虽不等于战争诗。盛唐有不少边塞诗是写征夫思妇之间的相思离别之情,好像没有战斗的情怀,似乎离“盛唐气象”距离很远。但诗人们对由于征夫长期戍守边疆而造成的夫妇分离、对由于征战频繁而造成的家庭破裂等不幸与痛苦,表现出巨大的关注与深切的同情,充满了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本身就很了不起。正是在这种认识下,边塞诗中出现了反对穷兵黩武的呼声。“万里长征人未还”是历代以来边疆战争的悲剧,唐代也不例外。这种惨状的出现,有的完全是因为君主好大喜功和边帅邀功固宠所致,所以有的诗人直把矛头指向这些君臣:“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刘湾《出塞曲》)、“武皇开边意未已,边庭流血成海水”(杜甫《兵车行》)。有的诗人还能超越狭隘的民族眼光,对战争给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带来的苦难也深表同情,寄托了各民族和平共处的美好希望。“闻道辽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崔颢《雁门胡人歌》)、“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裘”(岑参《赵将军歌》)对胡汉民族在和平时代和谐相处的描写,本身不就昭示着和平给人们带来何等快意的生活了吗?这些充满深厚情感的描写和广泛深刻的思考,又始终是建立在“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高适《蓟门五首》其五)、“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李白《战城南》)这样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基础上的。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所以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和高适《燕歌行》诗中的战士,面对流血牺牲以及军中不平待遇,仍主张为国尽节,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盛唐气象”是由宋人严羽首先提出来的。关于它的内涵,严羽在《答吴景仙书》中说:“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他还认为以“雄浑悲壮”四字评盛唐诗,最为贴切。这种“雄壮浑厚”、“雄浑悲壮”的“盛唐气象”,与盛唐的边塞诗关系如何?严羽并未明确说明,但他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这四种诗歌题材,除迁谪与边塞诗无甚关联外,其他三种大多与边塞诗有关。林庚先生也在《略谈唐诗高潮中的一些标志》一文中指出,边塞诗的具体内容“往往是传统的游子主题的扩展,政治视野的扩展,山水风光的扩展”。可见,边塞生活渗透在盛唐多种题材、多种主题的作品中,因而更能体现出盛唐诗歌普遍具有的“盛唐气象”。当然,边塞诗作为一种诗歌题材,它本身与“盛唐气象”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因为盛唐边塞诗具有悲壮有力的感人力量,因而成为“雄浑悲壮”的“盛唐气象”的典型体现。而这又离不开盛唐这一特定的时代土壤,以及在这种土壤上所产生的时代精神。一旦时代土壤变了,时代精神变了,边塞诗的情调与精神也会发生改变。中晚唐的边塞诗尽管在艺术技巧上不一定比盛唐逊色,但在总体风貌上与盛唐诗是迥异其趣的,这又进一步说明了盛唐边塞诗与“盛唐气象”之间的深刻联系。晚唐诗人陈陶《陇西行》曰:“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该诗把相距遥远、对比鲜明的沙场骨和春闺梦联系在一起,组成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给人以惨烈的感受,这种不幸的感受显然不属于“盛唐气象”。虽然盛唐边塞诗不乏牺牲场面的描写,却能让人们直面现实,而不会让人们沉睡在梦中——梦毕竟不是生活的真实,更不能掩盖时代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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