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赵公子 于 2018-7-30 17:44 编辑
关于这个题目,很早的就有萌发写作的念头了,但是一直迟迟没能动笔;但经过我积极的思想影响下,原先懒散的贱肉对敲打键盘的积极性又变得积极起来,今天值加班之余的闲空,作笔以议,草文为记!
开篇已侃,言归正传。
说起真实呀,有时候很容易,有时候也很难。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不同场景,这个真实的颜色,多少都有些不同。甚至于是虚伪、虚假、真真假假或者是外真内假、外假内真。
比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诗词作品,先不说是老干体,至少要说真话吧!如果说不了真话,就不说,或者少说就是,但绝不能说假话、空话、高调话。智慧点说,我们可以学习季羡林先生说的: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
这里引用两首当代诗的熊鉴先生两首诗作为案例,与大家一起互勉。也值此向三天前去世的熊鉴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为当代诗词、岭南诗词界带了个好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愿先生一路走好,心安极乐!
引熊鉴先生诗选二首: 其一:《步彭伊洛先生元玉》 蛾眉画烂笔千支,费尽功夫未入时。 一事无成休说老,不经风雨敢言诗?
其二:《焚书》 古今文章一把烧,文明谁再记前朝。 五千年史无人晓,兴国惟如马列毛。
说起责任呀,这就简单多少了!所谓责任无非就是个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美好相处的一份基本要求。作为自然世界,我们对自然环境和其它物种应有保护和敬重的责任,否则,地球世界将会失衡;作为国家社会的一员,我们对国家法律及社会民俗规则应有遵守公民义务的责任,否则,我们想要的自由也是无法保障;作为家庭的一员,我们在这个家庭群体中应有义无反顾且尽心尽力地扮演好自己角色的责任,否则,我们家庭中每个角色人员在人生旅途上始终找不到停靠的港湾。
关于真实和责任两者的思考,我想举两个例子跟大家分享: 民国时期的大诗人:徐志摩。他在现代诗,散文的创作上可以说,无所谓不闻名,无所谓不成功,他对新诗的发展更加有一定的推动和影响作用。但他的个人浪漫主义的感情世界,也常常被后人所诟病的。
像徐志摩这样的大诗人,对于个人情感,毫不掩盖自己的内心真实的想法,这是足够的真实,这本应该是值得鼓励的,但为什么却得不到后人的理解呢?我想还是跟责任有关。 作为旧社会的人,他没有承担一家之主的责任,在家人安排好的婚姻后,一个人跑外边去了,家里的人和事都不管,基本上都由他那位不认可的夫人来维系,同时也让他的父亲经常操心帮他收处理烂摊子,不过分地说:徐志摩是十足的不义和不孝。
作为新社会的人,他没有遵从专情于一的爱情地,一边还在跟表现出被女神林微因抛弃的可怜,一边却马上背着一位已为人妇的陆小曼缠绵不清,当跟陆小曼高调的秀时尚时,又跟“闺密”凌淑华频频私信。可谓用情不专,随性而为。
可见,如果一个人只顾自己的真实,却忘记了自己作为社会人这一层面身份,我想于人于己都最差的选择。
同样是民国的名人了,就说徐志摩的老师,大名鼎鼎的梁启超先生,同样在面对爱情时,他的表现却有点“无情”。当年梁启超远赴檀香山去公干,就遇上了学霸式的富二代何惠珍,二人工作默契,才华相配,很快小粉丝就爱上了大明星,但任公深知自己已是有妇之夫,所谓“发乎情,止乎礼”,就果断拒绝了何惠珍的示爱。
接受过新思想的何惠珍,当然不服气,第二次示爱,称愿作小的,梁启超对何惠珍这样的红颜知己,当时已经差点不能止乎礼了,在诚惶诚恐之际,向正室李蕙仙写信征求纳妾要求,谁料这位李夫人出人的大方明事理,信上回了一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看信后,梁启超发现夫人竟然同意自己纳妾,突然高兴不起来,连发内疚起来。后来便用了一句诗再次回拒了何惠珍,诗是这样的:“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与浏阳实创之。尊重公权割私爱,须将身做后人师。”
再后来,当李夫人过世时,这位知己,真是表现出有情有义,专程从海外赶船回来,帮忙一起料理李夫人的后事。之后,那个大明星梁启超跟小粉丝何惠珍却始终没有在一起,连说话都没有半句欢情笑语。难怪人家的亲戚大主编梁秋水责骂梁启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真是人也不留,饭也不留呀,无情到极!
一位大义云天,一位有情有义,梁启超和何惠珍,始终清醒地用行动来告诉我们,什么叫真实,什么叫责任。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意,大方自然,用行动捍卫自己的提倡的:一夫一妻世界会,叫责任。两者在当时虽不能鱼与熊掌兼得,但赢得了身后名,也就有了后来的梁与何两位的“三拒知己成蓝颜”的佳话。
最后,我个人认为:任何文艺作品,甚至乎做人做事的出发点和归属以及其发展的过程,都离不开真善美三个字。就像本文所提及的就是真,真实——应该是大部分事物的开始和基础。愿我们都能做一个真实的有责任担当的人。
广东软件科学园 2018-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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