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CEO 不该是“标榜”的对象

赵卓君

文/北夕

       就读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今年25岁的李铿锵在旅游时发现红薯商机，遂摆摊开始卖烤红薯，月收入超过1.5万的他，筹集资金开起10家连锁店，并考虑做红薯CEO。（据1月4日《三湘都市报》）

       初看此新闻，觉得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因为多年前早就听闻了清华毕业生做猪倌的传说，然而这样的实例在不胜枚举之下，依然有着其探讨的必要，再用另一个老生常谈的话说，这些越来越多的实例恰恰是中国当今“猥琐教育”和“畸形文化”最直接的表现，但实不该被做出“标榜”，加以推崇的。

     无论是做猪倌还是卖红薯，都言之凿凿的将“就业难”摆上桌面，似乎“就业难”造就了这些传奇，实则“就业难”只是一个相关部门自打嘴巴的伪命题。从宏观的角度看“就业难”，我们的教育部年年用数字游戏证明就业并不难，且有着逐年趋增之势，然而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一大堆这又是一大现实。当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越来越多的新型企业，越来越多的专业化岗位，依然在招兵买马时一将难求，甚至一个小卒也未必有合适的人选。所以不难发现，相关部门的统计与现实矛盾，学历教育与求职意向矛盾，显而易见这是教育的问题，是学习与现实不接口，专业与工作不对口，教育依然是一副我行我素的伪素质教育，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是正常的，想必一个岗位谁当老板都不愿给一个脱离实际、啥都不会的大学生，哪怕是研究生，所以在求职时工作经验成了另一道门槛，而大学生也就感觉到“就业难”。故而，“卖红薯”只是“就业难”这种伪命题的表现，真正造就“卖红薯”、“猪倌”的实则是猥琐的当今教育。故而，一则“大学生卖红薯”的新闻背后，是教育的失败，对失败产物下的个体再度的标榜，那就显得病得不轻了。

      说畸形的文化，首当其冲什么是“畸形文化”？我不是啥文化大家，更不是什么专业人士，无法在这里仓促地给你一个诠释，但不能否认“凤姐能走红”、“犀利哥能火”就是“畸形文化”最直接、最典型的表现。同样“公务员热”也是“畸形文化”氛围下的产物，总感觉除了公务员其他的都不是个正经活，找不上根正苗红的单位就不算是个就业，然而公务员成了唯一的香饽饽后，在毕业生前仆后继的路上，又有多少人能通过这个“科举”考试而吃上皇粮？所以“就业难”的问题也就出来了，“大学生卖红薯”也就成了新闻了。在这个金钱网络时代，人们的价值观悄然变化后，“大学生卖红薯”被推上言论的风口浪尖，明显是“畸形文化”的杰作，这种偶然的成功（还尚未成功）势必是不占主流的就业方式，回首当年的猪倌，如今已成了传说，所以新闻中的李铿锵，也仅仅是一个人在战斗，只能说精神可嘉，个人创业也值得鼓舞，但绝不能成为鼓动其他大学生择业的一则实例。

      “大学生卖红薯”自有他的可圈可点之处，然而这是在“猥琐教育”和“畸形文化”下才会发生的新闻事件，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网友或其他人，都不该对此做以推崇误导别人，看到人云亦云的“毕业后我也去卖红薯”，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赵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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