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易》对中华诗词和谐之美的影响

万古刀

【内容提要】：
通过对《周易》哲学思想的学习与研究，以及《周易》对中国古代美学的深远影响的考察，由此来考量《周易》的诸多思维方式对中华诗词文化审美的影响。

【关键词】：
格律诗词的阴阳和谐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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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周易》是我国最古老、最重要的一部经典著作，是中华文化的开端，对我国的天文、哲学、宗教、政治、伦理、史学、数学、医学、美学、文艺与建筑等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乃至面对着今天昌明而发达的社会，古老的《周易》依然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学习研究《周易》，吸取其深邃而隽永的博大智慧，对于我们很好的创造未来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有着巨大的指导与启示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当前中华传统诗词文化的发掘、继承与发展，更使得我们这些现代人不可不学、不可不知、不可不研究的一部经典著作。

一、什么是《周易》？
《周易》作为书名，其“周”字，自古就有两种解释。一种观点是东汉郑玄《易论》为代表，认为“周”是“周普”的意思，即无所不备，周而复始。另一种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为代表，认为“周”是指岐阳地名，是周朝的代称。而对“易”解释来源于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易，蜥蜴、蝘蜓、守宫也，象形。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一曰从勿。”
从金文和篆文中“易”字的书写来看，确实取象于蜥蜴，说明“易”字本意就是指蜥蜴。蜥蜴以善于变化而著称，故卜筮之书皆称易。而郑玄在《易论》中又认为“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这句话总括了易的三种意思：“简易”、“变易”和“恒常不变”。即是描摹宇宙的事物存在于三种状态，一是“简易”所表述的宇宙整体的包容性与全息状态；二是“不易”所描绘出的宇宙无时无刻皆在变化之中的演变状态；三是宇宙亦呈现一种保持动态恒常的“不易”，即天地间的规律性与循环性的相对稳定状态。
由此，可以这样认为《周易》就是一部中国先民研究、演示、认识事物变化的古代典籍。

1、《周易》的起源与发展：

据《周礼大卜》记载：“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另有《玉海》引《山海经》云：“伏羲得河图，夏人因之，曰《连山》；黄帝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烈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郑玄的《易赞》、《易论》亦有：“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
《连山》，《归藏》早已失传，而我们所见的《周易》正是西周时期形成的占筮典籍，即算卦用书。以《周易》作为书名，最早见于《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
汉朝人对西周时期形成的儒学典籍尊奉为经，即原本的《周易》称之为《易经》，而把对《易经》的文字和内容作出解释的著作称之为《易传》。这样看来，《周易》这部书，是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的。《周易》自成书时起就包含着“学”与“术”的两种萌芽，所谓“学”是指有关天地人生的道理；所谓“术”则指用蓍草算命的技法。在《周易》的发展过程中，前者则向着哲学方向蓬勃发展，从而形成春秋、战国时代的儒、道、墨等诸子百家，百家争艳的哲学大时代，以及唐、宋以后儒、佛、道学术思想，也无不渊源于《周易》的“天人之学”。而后者则在汉代归于“术数之学”后渐渐沉淀流俗于民间的民俗文化之中。
因此我们说，周易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知识系统。《周易》经传中的理论思维，经过历代的易学家和哲学家们的阐发，曾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政治与伦理文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2、《周易》的哲学思想：

《周易系辞下传》云：“古者包羲氏之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这样看来，《周易》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万物之情；究天人之际，探索宇宙、人生必变、所变、不变的大原理；通古今之变，阐明人生知变、应变、适变的大法则。以为人类行为的规范；这一天理即人道的天（这里的天指的是人类所处的宇宙自然）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称作“天人之学”。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石，一切学术的根源。
⑴《周易》的阴阳变易思想：
《易系辞》云：“一阴一阳谓之道”。即宇宙的一切现象变化，无不是相互对应的阴与阳的作用。例如：天与地、明与暗、刚与柔、强与弱、男与女等，有阴必有阳，有阳必有阴，界限虽明确，但必须相互会合，才能成立。
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意在阐明《周易》的阴阳观是鲜明的，这是《周易》的核心理论，既是《周易》的哲学基本原理，也是六十四卦结构的基本原则。“一阴一阳”体现了阴阳的对立统一的关系。
在《周易》的经文中虽有“— ”（叫阳爻）与“- -”（叫阴爻）的两种符号，却没有以文字形式出现的阴阳范畴。如《系辞下传》解释八卦的性质时说：“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耦。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这是以乾为阳，以坤为阴，并按阴、阳数量的多少，确定其它卦的阴阳性质。坎，一阳二阴，则为阳卦；离，一阴二阳，则为阴卦。可见《周易》不仅把卦画、卦象阴阳化了，而且也把这种阴阳理论推演到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去了。
《周易》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观点，实际上点明了阴阳两方面的对立统一的变化就是宇宙间最广泛、最普遍的基本规律。《易系辞》云：“刚柔相推而生变化”，“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其刚、柔，乃阴阳之义，皆说明阴阳是一切变化的根源。又云：“阴阳不测之谓神”，此明确指出阴阳两个对立方面的同时存在、相互依存、彼此对立而又统一的关系是宇宙运动的根本。亦是《周易》的“变易”之义的最好诠释。
《周易》在研究、演示事物的的变化的过程中，无不时刻遵循着“变易”这一思想。即从变化的角度来考察一切事物的运行规律，并力图演示、遵循其内在的自然法则，试图来解释、认识、指导中国古代先民的一切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创造文明的生产实践与社会实践之中。如《易大过》九五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易离》九三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又如《易系辞》云：“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又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序卦》云：“物不可穷，故受之以未济终。”
可见，《周易》的变易观是贯穿于所有“— ”（叫阳爻）与“- -”（叫阴爻）的两种符号组合的六十四卦的始终的。故《易论》曰：“变易”。而《周易咸彖》有云：“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可以说，正是阴阳刚柔的相互交感而“变易”，所以天地万物方能生生不息。
⑵、《周易》的宇宙整体观与本体论：
《易系辞》曰：“是故，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这是《周易》的宇宙观。这里的“生”，不是产生，而是演变的意思。《周易》的这一宇宙观给予当今宇宙学的发展以很大的启示。
由此，可以这样认为：《周易》之所以一直追求着演示宇宙变化，进而实现预测未来、决断凶吉的功用。就是源于它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蕴育整个宇宙的妙理，是一个各部分之间全息关联的统一整体。即《周易》的演卦过程就是宇宙演化的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易》是在探讨宇宙发生、演变、全息、形态、本体的古老学说。如：《系辞》有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亦是《易论》中：“易简”之意的注释。
由《周易》提出的“太极”是什么？这一命题，引发中国古代哲学家深入而广泛的大讨论。即魏晋时期以王弼为代表的“无本论”；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本论”；南宋以杨简为代表的“心本论”；另亦有以北宋张载和明清之际王夫之为代表的“气本论”。
虽然，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在学术上各抒己见，观点各不相同，但在对于宇宙自然的认识过程中，却提供了更多的思路与思维方式，这就大大的丰富了人类的哲学思考与探索自然的智慧，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有着深远意义。
⑶、“天人合一”的思想：
《易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疆（古同“彊[qiáng]”即强，强大）不息。”又《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告诉人们要效法天地之德性，即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亦容民畜众，包纳一切。《易谦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谦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这是要求君子效法“地中有山”的自然现象，时刻保持一种谦逊的美德而行于世，就会不断地取得成功。
显而易见，《周易》是把世间万物通过归纳、概括、抽象之后，以天、地、人为坐标量并融入时空的变量做参照来系统的考察，即把天地人皆视为一个整体，纳入宇宙系统中考量之。《周易》不仅认为天地人的整体性，而且还承认它们的各自呈现出自身的具体规律性，并称其为天道、地道、人道，即三才之道。故《易系辞》云：“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即用《周易》的法则仰观天上日月星辰，俯察大地山川原野，能明白幽隐无形和显明有形的事理。能追朔事物的初始，推求事物的终结，能知晓人事物生死的规律。又云：“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意思是：明白了悟易理，就能正确遵循天地之道（言行举止与天地之道相符），为人处事立世就不违背天地之道。学易悟易可知易道周遍于万事万物（在一草一木一石一沙中察觉自然之道），这样，可让道匡济天下（让普天之下的人知晓这个道理）。因而观念、行为就不会有错误。《小畜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就是说君子要效法“风行天上”的自然现象，以道德教化天下，蓄积美德。
可以说《周易》认为衡量人们行为的正确与否，就是看他是否与天地之道相符合。即主观认识符合于客观实际。也可以说，人类的一切行为必须符合于自然规律。人类必须学会尊重自然，从而才能实现改造自然之目的。这应该是贯穿人类实践活动始终的恒常不变的真理。正如《系辞》有云：“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宋代程颐曾说：“天地人只是一道。”而张载则提出：“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周易》，我们就不难理解《易论》中：“不易”之意了。

3、《周易》的思维方式：

《周易》是中国古代先民在劳动生活中，力图用已掌握的知识，来描摹、演示、认识自然世界的一种简陋的研究方法。也可以说，《周易》在不断地归纳、抽象、演绎的过程中，最终留给人们的是其中诸多的思维方式。这也古代先祖遗赠于我们的一笔丰厚的财富。
思维方式是人们大脑活动的内在程式，是人类观察世界、认识世界，从而指导自己改造世界的思维方法。而《周易》中所展示的思维方式大致有五种，直观思维、形象思维、象数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
⑴、直观思维
直观思维就是人们不经过逐步分析，而迅速对问题的答案作出合理的猜测、设想或顿悟的一种跃进性思维。 这种思维方式往往以感官的直接感受或经验来判断事物及其发展趋势的。
古代先民就是用《周易》的直观思维来描摹宇宙万物，感悟事物以及其发展的趋势，进而判断人事的福祸凶吉，从而抉择自身行动的进退取舍。如，《易履卦》辞曰：“履虎尾，不咥人，亨。”象征着小心行动，跟在老虎尾巴后面走路，老虎却没有回头咬人，当然亨通顺利。 再如，《易坤》辞曰：“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意思是大吉大利。占问雌马得到吉兆。君子前去旅行，先迷失路途，后来找到主人，吉利。西南行获得财物，东北行丧失财物。占问定居，得到吉兆。这些都是《周易》直观思维活动的记载。
⑵、形象思维：形象思维是用直观形象和表象解决问题的思维。形象思维是直观思维的深化，它与直观思维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以事物的形象为思维过程的媒介，不同之处在于直观思维往往以事物的整体印象去比照来衡量另一事物。而形象思维则通过对事物的再现、拆卸、组装去体会事物中包含的道理，甚至于创造出新意。而在《周易》系统中，形象思维更侧重于符号与引申象征的表述。如：“— ”与“- -”表示阴阳；“”乾象征天；“”坤象征地； “”离象征火；“”坎象征水；“”震象征雷；“”巽象征风； “”兑象征泽；“”艮象征山。又如太极图、河图、洛书等。这些都是形象思维在《周易》演绎、描摹中的运用。
⑶、象数思维：象数思维指运用带有直观、形象、感性的图像、符号、数字等象数工具来揭示认知世界的本质规律，通过类比、象征等手段把握认知世界的联系，从而构建宇宙统一模式的思维方式。
象数思维是《周易》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 “象”原本指万事万物表现出的形象，《周易系辞上》说：“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象”大体有现象、物象、事象、形象、意象、法象等含义。《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象也。”表示取象思维（简称为象思维）。象思维就是一个由“物象”提炼“意象”、再由“意象”反推“物象”的过程。象思维通过取象比类的方式，在思维过程中对被研究对象与已知对象在某些方面相同、相似或相近的属性、规律、特质进行充分关联类比，找出共同的特征、根本的内涵，以“象”为工具进行标志、归类，以达到模拟、领悟、认识客体为目的的方法。“数”分为两种，一种是实测的、定量的数，一种是表象的、定性的数。象数思维方法中的“数”侧重于定性表象，这种“数”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象”。 定性表象的“数”又指“易数”，例如：阳九阴六数、阴阳奇偶数、五行之数、八卦次序数、天地生成数、九宫数、河图数、洛书数、大衍之数、六十花甲数等。
“数”是特殊的象，数将象形式化、简约化，因此也可看作是意象的一种。它与中国古代崇尚数的观念有关。《周易系辞》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易传》中亦将天数为奇为阳、地数为偶为阴，将数与阴阳之象联系了起来；故《周易》六十四卦每一爻阴爻称六，阳爻称九，爻象中蕴含着数；八卦布列八方，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八卦中亦蕴含着数。可见，象、数密不可分，象中含数，数中蕴象。象与数的统一是象数思维的重要特点。
⑷、逻辑思维：逻辑思维是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能动地反映客观现实的理性认识过程，又称理论思维。它是作为对认识着的思维及其结构以及起作用的规律的分析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只有经过逻辑思维，人们才能达到对具体对象本质规定的把握，进而认识客观世界。它是人的认识的高级阶段，即理性认识阶段。《周易》运用逻辑思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分类、类推与思维形式化。
Ⅰ、分类，在《周易》中已有萌芽。比如：爻象、卦象、爻辞、卦辞各有功用，相互间存在固定的界限，有吉、凶、悔、吝等不同分类。《周易系辞上》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周易乾》亦云：“本乎天者亲上，本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Ⅱ、类推，就是比照某一事物的道理推出跟它同类的其他事物的道理。《易传》对这种思维做了概括：“夫易，彰往而察来”，“蓍德之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来，知以藏往”。
《周易》的类推思维方式表现在卦象的逻辑结构与以蓍草的推演过程中。
Ⅲ、思维形式化，也叫形式化方法英文的名称是formal methods。在逻辑科学中是指分析、研究思维形式结构的方法。它把各种具有不同内容的思维形式(主要是命题和推理)加以比较，找出其中各个部分相互联结的方式，如命题中包含概念彼此间的联结，推理中则是各个命题之间的联结，抽取出它们共同的形式结构；再引入表达形式结构的符号语言，用符号与符号之间的联系表达命题或推理的形式结构。
在《周易》中主要体现在，爻象、卦象以及爻象、卦象之间形式的变化和联系。如六十四卦象，都是由奇“— ”、偶“- -”两爻六重组合而成的，这正是思维形式的一种模式。
⑸、辩证思维：是指以变化发展视角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通常被认为是与逻辑思维相对立的一种思维方式。
在《周易》中辩证思维主要表现在卦象、爻象的变化；卦象、爻象所象征的人事的吉凶变化；卦辞、爻辞借以表示的变化。
卦象、爻象的变化主要通过爻变来实现的。如：乾“”一爻变，即原来阳爻“— ”变为成“- -”，由此产生异卦象“”巽，其余类此。
卦象、爻象所象征的人事的吉凶变化是通过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事情的结局就会成了相对的变化的。如：《易乾初九》象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意思是条件不成熟，尚处在潜伏时起，应当隐忍待机，不可妄动。而 《易乾九五》象曰：“飞龙在天，大人造也。”是说时机成熟，龙飞腾在空中，意味着君子大有所为。
卦辞、爻辞借以表示的变化主要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与记录来体悟的。如：《易大过》九五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易离》九三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又如《易系辞》云：“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
“天造化万物，日新而又新，一刻也不休止，这是多么盛大的德行啊。天地间生生不息的变化，就是易的神奇奥秘啊！”这是中国古代先民面对着浩瀚的宇宙而发出的无限崇敬与赞美。这样的赞叹不是人们凭空而来的，而是通过长期在生产劳动中以“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由此，我们得出这样的判断，古代先民在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同时，不仅在劳动中认识着自然无穷奥秘，而且在劳动中欣赏着大自然的无限美丽。而这一切的活动都被先祖们记录在《周易》这部古老的典籍之中。
所以，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是《周易》孕育了中国美学。

二、《周易》对中国美学的影响。
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人类就把没有定型而粗糙的石头，逐步磨制为光滑锋利的斧、凿等劳动工具，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生产实用和生存斗争的需要，但也蕴含着质朴的美学原理。到了新石器晚期，开始出现各种类型的石器装饰品。这种与实用内容相分离的形式，标志着美开始独立地存在了，表现出人类创造美的审美观念的初步形成。到了陶器时代，人类开始在陶器上设计颜色和制作纹饰，讲究造型美观，体现了在实用中渗进人的情感和审美观念。可见，美产生于劳动，产生于人的物质实践活动之中。
正如《周易系辞下传》云：“古者包羲氏之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种“观鸟兽之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作八卦”，“以类万物之情。”的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活动了。
《周易》经文中的 “— ”（叫阳爻）与“- -”（叫阴爻）两种符号，以及八卦与六十四卦的卦画与卦象，都可以看作中国古代先民在劳动中对美的创作与对美的理解。因此，《周易》对中国美学的影响是深远而有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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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易》对中国传统绘画审美的影响：

中国绘画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期的彩陶纹饰跟岩画，原始绘画技巧虽不成熟，但已掌握了初步的造型才能，对动物、人物等动、静状态亦能抓注重要特点，用以表白先民的信奉、欲望以及对其生涯的美化妆饰。正如《周易系辞》云：“观鸟兽之文”，《革》九五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上六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这应该是《周易》对中国花鸟画的阐发吧。而《系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亦应该是《周易》对中国山水画的论述了。《系辞》另有：“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也应该是《周易》对中国人物画的记载。
在南朝宋时著名文学家颜延之就第一次把《易传》的思想应用于绘画理论中去。他认为卦象是用以“图理”的，绘画是用以“图形”的，但绘画达到最高境界就能“与易同体”，表现天地的阴阳的变化。这就为后世由天地阴阳的辩证关系来论画奠定了基础。
中国画在表现形式上，是以强调用笔墨的形式来展现其美感而见长的。如清代绘画理论家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编卷一 山水用笔》就论述了运笔之“刚德”与“柔德”， 这是从绘画角的来分析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不同特征。从而更好的在绘画中表现其二者的辩证和谐之美。这种“刚、柔”之说，显然受到《周易》阴阳辩证思想的影响。
中国画在构图章法的艺术处理上极为讲究 “规矩”。如清代另一位大画家石涛著的《画语录》中：“规矩者方圆之极者也，天地者规矩之运行也。”这里谈的“规矩”就是章法的法，即法无规无矩不成方圆，是事物存在的道理。这个理同宇宙之理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天地运行，是宇宙内在所具有的必然规律，这是宇宙的特性，也是宇宙的真理。世上万物的存在与变化，都离不开宇宙的真理，若违背其理，则走向反面。可见这是直接以《周易》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的。
   中国画形式特点的构成，由于受民族意识、美学思想、风俗习惯、心理状态的制约，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意象。中国画这个“意象”特点，决定了画家在艺术创作中必须遵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原则，这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精髓。齐白石老先生说的好：“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十分精辟地对“意象”这个特点作了形象的注解。中国画在表现形式上十分重视笔墨情趣等形式美感的因素，或者叫抽象的因素，就是说，中国画强调形式上的抽象因素与一定的形象相结合，与一定的意象相融合。这种形象已经大大区别于实际生活中的实物形象，已经过了画家主观的意造，熔铸在理想化和感情化的艺术境界之中。而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象画”，无不是《周易》“象数思维”的直接遗传。
中国画亦有“画分三科”之说，即人物、花鸟、山水，表面上是以题材分类，其实是用艺术表现一种观念和思想。所谓“画分三科”，即概括了宇宙和人生的三个方面：人物画所表现的是人类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山水画所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花鸟画则是表现大自然的各种生命，与人和谐相处。三者之合构成了宇宙的整体，相得益彰。这是都是《周易》“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绘画艺术上的哲学升华，也是艺术之为艺术的真谛所在。
中国绘画往往与书法结合在一起，即所谓书画合一。这种独有的书画艺术正是《周易》宇宙整体观的具体体现。

2、《周易》对中国传统书法审美的影响：

中国五千年璀璨的文明及无与伦比的丰富文字记载都已为世人所认可，在这一博大精深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书画艺术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再现了这一历时性的嬗变过程。而具有姊妹性质的书画艺术在历史的嬗变中又以其互补性和独立性释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内涵。由于书、画创作所采用的工具与材料具有一致性。据唐代张彦远著《历代名画记》云：“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书画虽然具有同源的可比性，但以后的发展状况是以互补的独立性发展变化的。
我们知道，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的汉字的书写艺术，它的形成、发展与汉文字的产生与演进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连带关系。从甲骨文、石鼓文、金文（钟鼎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至定型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等，书法一直散发着艺术的魅力。
书法这门古老艺术，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人在研究和发展。迄今为止最早从审美的角度论述书法的文章，当属东汉崔瑗的《草书势》了。据《后汉书》载，崔瑷(公元78—143年)，字子玉，涿郡安平(今河北深县)人。父崔駰，博学有伟才。瑗锐意好学，明天官历学、京房《易传》。年十八游京师，与马融、张衡相友善。他是汉代著名书法家，尤善草书，师法杜度，时称“崔杜”。后来张芝取法崔、杜，其书大进，成为汉代草书之集大成者，被誉为“草圣”。
崔瑗的《草书势》：“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彼鸟迹，以定文章。”这显然受《系辞》“观鸟兽之文”的影响。又如“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中规。抑左扬右，望之若欹。”这是《周易》阴阳辩证思想在书法艺术上的移植与发展。
而我们通过卫恒转述而流传至今的《草书势》，可以同样体会到崔瑗那充满经验、直观、类比的思维特征。《草书势》中许多重要命题，都是经验直观的把握，并通过类比的文学修辞手法提出来，没有论证过程。由此可以窥见到崔瑗的《草书势》是深受《周易》思维方式影响的，这可以从《后汉书》的记载：“瑗锐意好学，明天官历学、京房《易传》”得到印证。
《周易》对汉代的书法审美的影响是广泛的。如蔡邕在《笔势论九势》云：“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
至此《周易》思想在书法的审美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阴阳辩证思想在书论中成为最重要的理论。如在笔法方面，体现于线条的纤浓、方圆、粗细、轻重、顺逆、提按、疾涩、迟速等等。在结体方面，则体现于结字的疏密、松紧、向背、覆载，平正与险绝。章法方面，则是纵排与横列、整齐与错落、主与次、整体与局部。唐朝张怀瑾《论用笔十法》就说：“谓阴为内，阳为外，敛心为阴，展笔为阳，须左右 相应。”清冯武《书法正传》在“笔法十门”专设“阴阳门”，说“阴阳门，浓淡，去往，内外，肥瘦等，妙在有形者为阴，妙在无形者为阳。”刘熙载在《艺概 书概》中说：“画有阴阳，如横则上面为阳，下面为阴，竖则左面为阳，右面为阴，惟豪齐者能阴阳兼到，否则独阳而已。”可见，在书法艺术形式的方方面面无一不渗透了阴阳对立统一的矛盾规律，体现着变易之美。
书法理论中最能体现《周易》“变易”思想的就是初唐孙过庭的《书谱》。孙过庭将《周易》的变化思想融入到书法美学的各个层次，将《周易》的辩证原理化为书法美学之理，体现了《周易》变化思想对书法创作的影响和制约。
而这种影响在书法作品中则表现为线条的变易之美，这是书法艺术美的基本特征，是书法家充满激情的艺术线条赋予了这种美。书法之美，正是通过线条的变化来唤起观赏者心灵的震颤，情感的共鸣与交感。书法线条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变幻莫测，这种极富有阴阳变化的韵律之美是线条之美的意象表现，所以有人说书法是凝固的音乐。

3、《周易》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影响：

儒家美学的经典《乐记》最早应用《周易》思想来说明音乐、舞蹈，并提出了不少重要观点。如“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见《礼记乐记第十九》）它是应用《周易咸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此是说《周易咸卦》是讲阴阳交感之道的，其卦象上兑为泽，为少女；下艮为山，为少男。又山泽上下交感通气，男女阴阳交感相与，反映的是自然万物和社会人心交感之情状。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阴阳交感理论，是以效法自然界 “山上有泽”的客观现象为对象，是以解释者为主体的，来形象描摹泽水下渗，山土上润的阴阳交感之理。
交感学说是《周易》阴阳理论中至关重要的思想之一，也是《乐记》论艺术的一个根本观念，即“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意思是艺术是人心感于物而动的产物，创造所得的作品有对人心产生有力的感化。
《乐记》还把《周易》效法自然的“大和”观念应用与艺术，提出“大乐与天地同和”的说法。而且更是把《周易》阴阳动静思想应用于对艺术节奏问题的阐明中，这些都是对《周易》美学思想的重要发挥，亦为后世各门文艺理论所遵循。

万古刀

三、《周易》对诗词审美的影响：
据《礼记乐记》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可见，早期诗、歌与乐、舞是合为一体的。诗即歌词，在实际表演中总是配合音乐、舞蹈而歌唱，后来诗、歌、乐、舞各自发展，独立成体，诗与歌统称诗歌。经过漫长的发展，诗歌又可以按照不同的语言表现形式分为白话诗和文言诗。
诗歌是人类历史上出现最早、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它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因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活动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据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载，范蠡进善射者稀，勾践询以弓弹之理，陈音于应对中引古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宍[ròu ]即“肉”的古字）”。相传《弹歌》是黄帝时代的歌谣，是一首反映原始社会狩猎生活的二言诗，句短调促，节奏明快，读来很有情趣。
这样的二言古谣，在《礼记》、《周易》等古籍中也有记载。而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则是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如《诗经国风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到了战国时期，又出现了以楚国歌辞为形式的“骚体楚辞”。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到了汉代，人们在骚体的基础上形成一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新文体——赋。在诗歌方面又出现了两大类：一类是以乐府民歌；另一类是以文人创作群的以五言与杂言为主要形式的古体诗。而七言古体诗起源也较早，《诗经》、《楚辞》中已有不少七言的句子。如西汉的“柏梁体”。七言诗在南北朝发展缓慢，入唐后则一支走向格律化道路；另一支则发展成“歌行体”。 在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音韵学家周颙发现并创立以平上去入制韵的四声说，沈约等人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的声、韵、调的配合，提出了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必须避免之说。开创了“永明体”。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形成讲究平仄、对仗和叶韵的诗体。唐人为了同古体诗相区别，而把唐代形成的律诗和绝句通称为“近体诗” 亦称“今体诗”。到了宋代则流行一种原是配乐歌唱的唱词，句的长短随歌调而改变，经过格律化之后，它脱离曲调，形成以朗读为欣赏形式的语言艺术，称作词，又叫长短句（有令词和慢词两种，一般分上下两阕）。
因此，所谓诗词，即格律诗与词的合称。曾盛行于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具独特风格、最光彩夺目的一种语言艺术形式，是用丰富的想象、富有节奏感、韵律美的语言和分行排列的格律形式来抒发思想情感的文学载体。它常以借景抒情为主要方式，以高度凝练的语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
我们今天亦有人把它称作“旧体诗词”、“传统诗词”或“中华诗词”。毛泽东主席曾说过：“旧体诗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到。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的特性和风尚。”（参见董志英编《毛泽东轶事》第250～251页，昆仑出版社1989年3月版）
所以，在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今天，我们有责任继承中华诗词这一文化瑰宝；有义务把中华诗词发扬光大；更有必要学习之、研究之、传承之、创新之！

1、《周易》阴阳观对格律诗的影响：

《周易彖传乾》云：“保合大和，乃利贞”。“大和”即“太和”指最和谐的的状态。这一思想影响到《乐记》有：“大乐与天地同和”的审美观点。，虽然这一观点直接说的是音乐，但是应用于整个诗歌艺术，也是贴切实用的。诗歌的押韵就是个例证。
我们知道诗歌与音乐有着很深的渊源。诗歌是由一些或许多短句组合而成的文学体裁。它依靠韵脚有规律的前呼后应、往复回环，在这种相对稳定的体态结构中，运用韵律的循环运动，所产生的动态平衡的和谐，来体现诗歌所蕴含的音乐之美。正如，明代胡震亨在《唐音癸签》里喻道：“夫韵，如诗之轮也，失之一轮，则全舆不行”。
《周易咸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感”也是《乐记》论艺术的一个根本性的观念。而“感”也是阴阳“二气感应以相与”之交感，故朱熹在其《周易本义》诠释道：“太和，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而“和”亦是《乐记》运用《周易》阴阳变化的思想，对艺术的最高境界的最高追求。
因此，格律诗在其特有的诗歌艺术形式上亦受着《周易》思想的影响。
⑴、阴阳观念对平仄声韵的影响：
平仄指平声和仄声，也泛指诗文的韵律。平仄是四声二元化的尝试。四声是古代汉语的四种声调。所谓声调，指语音的高低、升降、长短。 平仄是在四声基础上，用不完全归纳法归纳出来的，平指平直，仄指曲折。在古代上声，去声，入声为仄，剩下了的是平声。
关于“四声”， 在南朝沈约著的《四声谱》中，就有平仄的区分的记载。不过比较完整的诗歌声律论还是在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之中：“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这段文字的大意就是要求人们在诗歌创作中，使用高低轻重不同的字音，互相间隔运用，使音节错综和谐，即后世所谓的“调和平仄”。
平仄的调和相配是格律诗的重要条件，主要是指平仄的交互，其限制是很严的。一句之内，要求两个邻近的音步实现转变。如仄仄之后必须是平平，平平之后必是仄仄。平仄在诗词中又是怎样交互的呢？我们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平仄在本句中是交互的；二、平仄在对句中是对立的。 如：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
就本诗来说，每两个字一个节奏。仄起句仄仄后面跟着的是平平，平平后面跟着的是仄。平起句平平后面跟着的是仄仄，仄仄后面跟着是平。这就是交替。其中，“白日”对“黄河”，是仄仄对平平，“依山”对“入海”，是平平对仄仄， “尽”对“流”，是仄对平，这就是对立。
由于平声高扬、开朗、绵长，我们可以设定平声为阳。仄声低沉、收敛、短促，我们可以设定仄声为阴。这样，在声调的高低与抑扬的对立变化中，音的性质各有特点，因而产生的情调各异。按照音乐的特点要求——和谐、变化、抑扬顿挫等，诗词之中出现平仄互相配合，交错出现，吟诵起来，必会产生鲜明的节奏和音乐美。亦是《周易》的阴阳和谐思想之花在诗词中的美丽绽放。
⑵、阴阳观念对五言、七言绝句与律诗的影响：
格律诗可分为绝句和律诗。按照每句的字数，可分为五言和七言。每两句为一联，一联的最后一个字押韵，第一句一般押韵，也可不押韵，每首诗用一个韵部，一韵到底，多用平声韵，偶尔也有仄声韵的。如果每句五个字，一共四句两联，则称为五绝。同样，每句七个字，一共四句两联，就称为七绝了。五律是每句五个字共八句四联，七律是每句七个字共八句四联。每联都有名称，依次为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长律是多于四联的律诗。长律也称排律。
从历史上看，唐宋是格律诗发展最成熟、最鼎盛的时期。但我们不难发现，唐宋诗人们创作最多的却是五言与七言格律诗。从理论上讲，各言的律句都应该存在，各言的格律诗也就可能都存在。那么为什么诗人们却偏偏喜欢五言与七言呢？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谈谈其它各言格律化的情况。一言字数太少，不足以表达诗意，故不谈。二言无法叶韵，因为一句若为仄仄，二句为平平；若三句再取平平以相粘的话，那么四句将是无韵脚仄仄句式，故亦不可用。四言格律也是同样。
三言、六言的格律诗唐人虽然有作品存世，但多失粘、失对而不入正格。八言、九言从节律上讲更近于平话，缺乏诗的音乐美，故不被人们所欣赏。这样自唐以来，唯有五言与七言格律诗最为流行。
格律诗定型于五言、七言，而四句为绝句，八句为律诗。这样的格律形式，让我们不难发现其每句字数为奇、为阳、为刚，每篇句数为偶、为阴、为柔。正如《周易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下》曰：“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此朴素辩证法来审视之，就是要在格律结构上既有阴柔（偶）与阳刚（奇）的各自体现与侧重，还要使两者在一定形式下呈现出阴阳的和谐之美，所以传统诗词艺术唯有含刚蕴柔，寓刚于柔，方算妙品。
《周易》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及其变化均可纳入到阴阳两种势力的对立统一之中，即“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易说卦》有云：“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於阴阳，而立卦；发挥於刚柔，而生爻”，“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显然，《周易》的阴阳和谐观对格律形式产生了一定影响。
格律诗不仅在定言、定句上有严格要求，而且还要求联内句间平仄相对，联间邻句间平仄相粘。这就不难看出联句间有“相对”与“相粘”的相互对立，在“对”与“粘”的矛盾运动中产生对称排列的绘画之美与和谐声韵的音乐之美。这无不是在恪守着“一阴一阳谓之道”的理念。
⑶、阴阳观对格律诗对仗的影响：
格律诗对仗的具体内容，首先是上下两句字数相同；其次联间平仄必须相对；再次两句句式相同，即句子的语法结构相同；第四是要求上下句间相对应的词性相同或相近。
从对仗形体结构来分析，如果把上联（出句）定为阳，下联（对句）则为阴，那么上、下联的结构关系便是既要相互对立，又要相互依存，互为其根的关系。有上联必须要自己以相应的下联，有出句一定要撰成合适的对句，才能合成一副完整有用的对仗关系。这是完全符合《周易》的“阴阳”观念，从而使格律诗呈现对称的辩证和谐之美。
从对仗的理意上分析，也必须强调上下联的理念应当相联或相关，因为对仗的核心要求在出句和对句中，把同类型概念或相关相对的概念放在两句相对应的位置上。所以，对于“合掌”的解释，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内容重复”，而是它在理意上，破坏了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从而成为撰联的大忌，必须从根本上予以否定。这是受到《周易》“分阴分阳”法则的影响。
从音律上分析其阴阳关系，则平仄交替，平仄相对、相粘，这种阴阳转换的排列结构，不仅使诗句产生一种蕴含音乐的美感，而且是诗句在格律排列上呈现一种对称的律动之美。
因此，《周易》“一阴一阳谓之道”的观念，对旧体诗的格律形式产生了直接影响。

2、《周易》思维模式对格律诗的影响：

“诗言志，歌永言”这是《尚书尧典》给诗歌下的最早的定义。可见，诗词创作是诗人主观精神的一种文艺创造力。它包括敏锐的感受力、深邃的洞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充分的概括力以及相应的艺术技巧的运用能力。
而《周易系辞》上说：“圣人立象尽意”，“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同时更具体地指明“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于此可见，《周易》是离不开象（即形象）和喻（即相像）的，以象喻理，正是《周易》的基本特点。我们也知道，诗歌也恰恰是借助形象思维才能插上它的艺术翅膀的，这就与《周易》的思维方式颇相吻合。为此《周易》思想也就与格律诗创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⑴《周易》象思维对格律诗的影响：
《周易》中独有的象思维造就了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在格律诗创作中就到受象思维模式的影响。如：“赋”、“比”、“兴”创造手法的运用就是例证。
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攡文，体物写志也。”看来“赋”具有“铺成”的美学特质，即立足本义，铺垫成章，直言其事。在《周易》中每爻之筮辞，以其性质可分成四类：记事之辞、取象之辞、说事之辞、断占之辞。其间有许多立足本义、直言其事、铺垫成章的手法，即“赋”的手法。如，《既济九三》：“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未济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归妹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而《周易》中这样铺垫成章，完全是立足本义的取像，从而更好阐发其事，这也使得“赋”的表述方法拥有了美学特质。“赋”这种表现美的方法影响到《诗经》，进而又影响到唐宋的格律诗。宋朱熹诠释道：“赋者，敷陈其事而言之也。”就是诗人在抒发对社会生活的感受与激情时，采用直叙或白描的手法。如，唐李白《望天门山》：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比”就是比方，是文学写作中最基本的手法，用得也最为普遍，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解释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在《周易》卦辞中的取象大多数运用的都是比喻、比附、类比。如：《易履卦》辞曰：“履虎尾，不咥人，亨”；《易乾初九》辞曰：“潜龙，勿用”； 《易乾九五》辞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等。《周易》中的“比”具有拟喻的艺术特性，因而影响到《诗经》写作，所以《诗经》艺术形式中“比”的运用就更广泛，如：《魏风硕鼠》与《小雅鹤鸣》等篇章。后来唐、宋诗人若因某种事物或情感而欲抒发时，往往借另一个事物作比喻，使其被表达事物更生动、更具体、更形象。如，唐李 白《秋浦歌》：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刘勰的《文心雕龙比兴》有言：“兴者，起也”，这可以看作“兴”的定义。“兴”的笔法应该渊源于《周易》之中，如《大过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履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其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卦辞中“先言他物”，不只兴起了下文，亦让读者通过联想与想象，进而得出了一定的抽象道理，它所使用的也正是《周易》取象的思维方式。同时也赋予“兴”这一笔法以审美的特质。
因此，在《诗经》中“兴”的手法随处可见。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其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意在引起下文，符合人们的认识与审美习惯，为下文的抒情和说理作好铺垫。
在宋代朱熹进一步解释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所以《周易》卦辞中的“兴”笔，一直在中国古代文艺发展中传承着。如：宋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三万里河东入海， 五千仞岳上摩天。
遗民泪尽胡尘里， 南望王师又一年。
由此可见，“赋”、“比”、“兴”的文艺创作手法，在《周易》中已早有运用了，从而影响到《诗经》。而格律诗正是直接继承《诗经》的创造手法，这一点从唐宋诗歌中也体现的很清晰、很深刻。因而，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周易》的象数思维对格律诗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⑵《周易》形象思维对格律诗的影响：
形象思维是一切艺术创作的基本特征，当然也是诗词创作的本质特征。因此，诗是形象的艺术。正如宋代苏轼在《东坡题跋书摩诘〈蓝关烟雨图〉》中云：“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清代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也有：“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草共忧乐。”的议论。
形象思维离不开丰富的想象与联想。所以，中国格律诗特别强调营造一种意境，从而使读者欣赏到一种含蓄之美。即借助一个具体可感的形象来代表或暗示含义相当或超越这一形象的表现手法。即引申象征，如《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其中“关雎”即象征着对姑娘的爱慕之情了。而这种引申象征表现手法在《周易系辞》就有议论：“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可见，《周易》八卦都由“象”组成，而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亦是卦卦有象，爻爻有象，所象征的对象几乎囊括了自然与人事的方方面面。如《周易说卦》：“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而这种引申象征的形象思维方式一旦影响到诗歌创作，便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丽诗篇。从《诗经》的“关关雎鸠”到唐代的格律诗，皆是精品不绝于耳。而在唐诗中运用引申象征的艺术手法，达到炉火纯青的，从而开创中国朦胧诗之先河者，当属李商隐的诗。如《柳》：
曾逐东风拂舞筵， 乐游春苑断肠天。
如何肯到清秋日， 已带斜阳又带蝉！
可以说，格律诗的创作过程中主要的思维方式，是借助于形象来反映生活的，运用典型化和想象的方法，塑造艺术形象，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我们知道，《周易》是最早运用直观思维、象数思维、形象思维来表达思想感情的古代典籍。它直接影响到我国最早诗歌总集《诗经》中“赋”、“比”、“兴”的等艺术手法。而盛行于唐宋时期的格律诗则是《诗经》艺术表现手法的直接继承者。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周易》对格律诗的形成、发展、成熟有着深刻的影响。

万古刀

3、《周易》对诗词创作的影响：
牟宗三先生说：“每一个文化由于开端的通孔不同，所产生的文化、哲学也不同。中国文化开端处着眼在生命，由于重视生命，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
这从《周易》的“— ”和“- -”这两个神秘符号我们不难发现其中遗留的生殖崇拜文化的印痕，即：“男根”、“女阴”可视为八卦的显意义或象征意蕴之一。钱玄同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说：“我以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代底东西，乾、坤二卦即是两性底生殖器底符号。”(见《古史辨》第1册)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中说：“八卦的根柢我们很鲜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遗。画一以象男根。分而为二以象女阴。所以由此而演出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
可以这样说，《周易》中八卦、六十四卦本质上是对化育万物、致养万物和终始万物之生命机制的再现与描摹。是先人们对情爱、对生命、对美毫无掩饰的大胆崇拜与追求。这在《诗经》的《关雎》、《野有死麕》；汉乐府民歌中的《上邪》；南朝民歌的《西洲曲》等诗篇中就有所反映。到了唐宋时期这种对爱、对美、对生命赞美与歌颂更是层出不穷，但表现手法上却趋于含蓄。如唐刘禹锡的《竹枝词》：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
这亦颇能说明中国古代文学何以如此重视情感抒发中对生命本能、特别是对身体感受的描摹。《周易系辞》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显然，《周易》已把生命问题提到极为重要的地位，大大推进美与艺术问题的思考。进而影响到诗词艺术的创作。
《周易贲彖》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 “文” 的概念最初来自原始人的纹身和人类对自然事物的花纹色彩的美的感受，其本身就蕴含了美的含义。而《周易》里的“天文”就是指天地万物自然的形式、结构、花纹、色彩、动态等等的美的存在。所以才“观察天象之文，就可以察觉到时序的阴阳变化与和谐之美；观察人类社会现象之文，就可以用教化改造成就天下人的道德之美”。 这里的“天文”指的是自然之美，而“人文”则是指社会之美。可见，这是《周易》“天人合一”思想在美学上的拓展。正是这种思想的存在，才使得中国诗人们谱写出以日、月、星辰，风、霜、雪、露等自然现象为吟咏对象的诗歌。如唐代的徐寅的《日月无情》：
日月无情也有情，朝升夕没照均平。
虽催前代英雄死，还促后来贤圣生。
三尺灵乌金借耀，一轮飞镜水饶清。
凭谁筑断东溟路，龙影蝉光免运行。
有闲逸的山水田园诗如，唐代孟浩然的《宿建德江》：
移舟泊烟渚， 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 江清月近人。
有祖国壮丽山河的赞歌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还有直陈时弊净化政治环境的讽喻诗如，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以及充满英雄主义赞歌的《从军行》（唐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当我们每每品读这些时而慷慨激昂，浸透着阳刚之美的豪放诗篇；时而细细咀嚼妩媚多姿，溢沁着清秀之美的婉约低吟。这无不与《周易》阐发的：“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的观点有关。因为《周易》认为天地万物以及生命的运动变化是有阴阳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而引发的。即阳与天相联系，便有了天之动的阳刚之美；阴与地相联系，则有了地之静的阴柔之美。如：《周易大壮》有：“雷在天上”是对阳刚之美的描绘；《周易涣》亦有：“风行水上”是对阴柔之美的勾勒。
我们知道，在宋词中分为两大流派，即豪放派与婉约派。豪放派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表现出充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作词豪放、大气，充满阳刚之美。而婉约词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慎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阴柔婉约之美，但内容却比较窄狭。代表人物有李煜、柳永、晏殊、欧阳修、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宋代最著名的女词人）等。
《周易》中《乾》九五辞曰：“飞龙在天”，《象》又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这是对阳刚之美的歌唱与向往。而《坤》六三辞云：“含章可贞”，《传》又云：“阴虽美，含之”。这可以看作对阴柔之美的议论与阐发了。
显然，诗词中的豪放风格的阳刚之美与婉约风格的阴柔之美，早在《周易》中就有所提倡了。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是《周易》深邃的思想闪耀出的瑰丽火花，点燃了中华诗词这片阆苑仙葩。

4、《周易》对诗词审美的影响：
中华诗词的美感来源于对自然之美的不懈追寻与社会之美的不断升华之中，所以它有着豪迈旷达的刚健，有着悲悯清婉的柔美。这种刚柔并济的审美追求一直是诗词发展的主流。
可以说《周易》的“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精神对诗词审美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如南朝时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以《周易》思想为基础，而建立起的中国历史上最有理论系统性，最有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其中运用《周易》的“天文”与“人文”的思想来论述文学的审美；同时发展《周易》的“刚健”思想来解释文学艺术中的“风骨，”并大力推崇“刚健”之美；直接引用《周易》的“意象”概念来说明文学的创造原理，丰富了人们对文学创造的理解；巧妙运用《周易》的“通变”思想来阐发文学的发展规律，提倡不断创新。
正因如此，刘勰的《文心雕龙》的审美思想成为后世各个时期的有关诗词审美的讨论的理论依据。
如唐初的陈子昂在著名的《修竹篇序》里，曾经提出了诗歌革新的正面主张：“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 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 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 。陈子昂这篇短文在唐诗发展史上好像一篇宣言，标志着唐代诗风的革新和转变。我们知道，刘勰、锺嵘反对南朝形式主义诗风，曾经标举过“比兴”、“风骨”的传统。陈子昂继承了他们的主张，一针见血地指出初唐宫廷诗人们所奉为偶像的齐梁诗风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指出了“风雅兴寄” 和“汉魏风骨”的光辉传统作为创作的先驱榜样，在倡导复古的旗帜下实现诗歌内容的真正革新。态度很坚决，旗帜很鲜明，号召很有力量。“兴寄”和“风骨”都是关系着诗歌生命的首要问题。“兴寄”的实质是要求诗歌发扬批判现实的传统，要求诗歌有鲜明的政治倾向。“风骨”的实质是要求诗歌有高尚充沛的思想感情， 有刚健充实的现实内容。这正是《周易》所阐发：“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以及“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精神在唐代诗歌艺术上的直接继承与发扬光大。
从当时情况来说，只有实现内容的真正革新，才能使诗歌担负起时代进步的使命。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唐初四杰”等诗人的积极努力，新风格的唐诗已经出现，如唐初四杰中的诗人王勃也反对龙朔前后的宫廷诗风，也指责他们是“骨气都尽，刚健不闻”。而沿袭齐梁的宫廷诗风的作品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不满，诗歌革新的时机更加成熟了。可以这样说，陈子昂的革新主张在唐初提出，不仅有理论的意义，而且富有实践的意义；不仅抨击了陈腐的诗风，而且还为当时正在萌芽成长写格律诗的新诗人、新诗风开辟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子昂的文学思想与创作实践，直接影响到盛唐的李白与杜甫等许多诗人，也影响到后来中华诗词的审美发展。
如清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自然中之物，相互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理想家，亦写实家也”。这种辩证思维在诗词审美中运用，无不有力的证实了《周易》思想对中华诗词审美的影响是贯之始终的。这也正是中华诗词始终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始终闪耀着绚璨的美丽光芒。

四、结论：
格律诗词是中国诗歌史中最成熟的诗歌形式。因为它那瑰丽的格律形式是深受《周易》的宇宙观、阴阳观、“天人合一”观以及象数思维、形象思维、辩证思维的影响，使之形成汉语中最具和谐美感、最具辩证智慧、最具民族特色的诗歌语言艺术。所以，千百年来中华诗词一直以无穷的魅力吸引着无数诗人为之倾倒、为之痴迷、为之不懈地追寻。正因中华诗词饰满，古老《周易》中蕴含的珍宝，才使得她在世界诗歌艺术之林中绽放着神秘、奇异而又极富个性的和谐之美。因此我们说，若学习中华诗词就必须了解古老的《周易》思想。只有了解了《周易》才能更好的欣赏诗词、创作诗词，才能更好的传承中华诗词艺术，才能更好的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


201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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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周易》，宋祚胤 注译，岳麓书社，2001。
《白话周易》，吉林出版社，1995。
《周易古经今注》，高亨 著，中华书局，1984。
《易学基础教程》，朱伯崐 主编，九州出版社，2002。
《礼记》，钱玄 等注译，岳麓书社2001。
《左传》左丘明 著，李维琦、陈建初 等注，岳麓书社，2001。
《诗经》程俊英、蒋见元 注译，岳麓书社2001。
《文心雕龙》，刘勰 著。
《人间词话》，王国维 著。
《何谓美学》王明辉 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中国书法五千年》萧元 著，东方出版社，2005。
《中国文学简史》  辽宁教育学院，1978。
《中华诗词普及教程》，张天望 主编，作家出版社，2005。
《诗词入门》，李啸石 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格律诗写作技巧》，王永义 著，青岛出版社，1995。
《格律诗词写作》，余浩然 著，岳麓书社，2001。
《唐代诗歌演变》，邓中龙 著，岳麓书社，2005。
《北宋词史》，诸葛忆兵、陶尔夫 著，黑龙江出版社，2005。
《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
《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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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愚年过颜子，命多舛厄，故自号：“苦吟”。下岗工人出身，未曾受高等教育。虽被褐闾巷，然嗜书如蠹。学诗八载，上网四秋，闲撰此文，以酬往昔岁月。
苦吟愚鲁，斗胆著论，班门弄斧，实乃不自量尔。
今恳乞，笔苑方家，执他山之石，勿吝金玉。

写作记事：2011年4月1日选题；4月3日～11日搜集资料，确立论点，拟定提纲；4月12日撰写论文。6月13日初稿完成。

幽冥隐士

“跋：
愚年过颜子，命多舛厄，故自号：“苦吟”。下岗工人出身，未曾受高等教育。虽被褐闾巷，然嗜书如蠹。学诗八载，上网四秋，闲撰此文，以酬往昔岁月。
苦吟愚鲁，斗胆著论，班门弄斧，实乃不自量尔。
今恳乞，笔苑方家，执他山之石，勿吝金玉。

写作记事：2011年4月1日选题；4月3日～11日搜集资料，确立论点，拟定提纲；4月12日撰写论文。6月13日初稿完成。 ”

此乃刀兄所撰！！如此手笔，实在佩服不已！

古月求衣

钦佩！
先收藏，慢慢学习领会！
谢谢刀刀！

杠上开梅花

刀兄已逾不惑？颇觉意外

看得出来在资料收集上下了功夫，堪赞！

（另：连山八卦有史可考。呵呵，至少余徒手能成其图）

曼多

高人，
希望下一篇是：太阳黑子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对格律诗词的兴衰的影响

西厢待月人

周易是很深奥的！对诗词和谐之美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万古刀

::: 在 幽冥隐士 的贴子提到 :::
“跋：
愚年过颜子，命多舛厄，故自号：“苦吟”。下岗工人出身，未曾受高等...
苦吟愚鲁，斗胆著论，班门弄斧，实乃不自量尔。
今恳乞，笔苑方家，执他山之石，勿吝金玉。

写作记事：2011年4月1日选题；4月3日～11日搜集资料，确立论点，拟定提纲...

此乃刀兄所撰！！如此手笔，实在佩服不已！

谢鼓励[em:38]